中国最早的毒品是什么？这事关中国毒品史的真正开端。要回覆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毒品的观点。

凭据我国刑法第357条划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划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是现代“毒品”的执法观点。事实上，“毒品”最早的词义是“有毒的物品”，厥后才演变为今天的词义。

现在，“毒品”是管制成瘾物质的专有名词。从这一界说看，某一物质要成为“毒品”，首先它必须是成瘾物质，其次它要被国家执法克制，而执法克制的前提是它对社会有危害。执法克制的是非法使用，对于医疗等正当用途，执法并不克制，因此更确切的说法是毒品被国家严格管制。凭据以上尺度，本文对中国历史上泛起过的酒、五石散、大麻等七种物质举行分析，以确定中国最早的毒品。

酒酒是含乙醇的饮料。中国人饮酒的历史悠久。

中国最早的禁酒文献是《酒诰》，出自《尚书·周书》，作者是周公旦，内里划定：“无彝酒”（不要经常饮酒）。可见《酒诰》并非绝对禁酒，而是限酒。《魏书·刑罚志》纪录：“太安四年始设酒禁。

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

”可见，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颁布的禁酒令是绝对禁酒，酿酒、卖酒、饮酒都将被判正法刑，此时酒是“管制成瘾物质”，切合现代意义上的“毒品”观点。纵观中国历史，绝对的禁酒令很少，因此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酒都不是毒品。

五石散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始于汉代，盛行于魏晋时期。在毒性方面，化学史家王奎克认为五石散中有含砷矿物礜石，超量服用会引起轻重不等的砷中毒；雷志华认为五石散中有萤石（CaF2），过量摄入会引起氟中毒。

五石散在发现之初是一种治病的药物，后因为其具有所谓壮阳、美容、养生等功效而被滥用，这与现代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相似。那么，五石散是中国最早的毒品吗？这要看五石散是否具有成瘾性。现在学界关于五石散配方的看法纷歧，有的认为五石散由赤石脂、白石英、紫石英、石硫黄、钟乳石所制，有的认为还包罗丹砂、雄黄、曾青、慈石、礜石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现代研究讲明这些石类药材都不是成瘾物质，因此五石散不是毒品。大麻大麻是一种广泛漫衍的毒品原植物。《神农本草经》中有“麻蕡”条，云：“味辛平。

主五劳七伤，利五藏，下血，冷气，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一名麻勃。

麻子，味甘平，主补中益气，肥健不老神仙。生川谷。”《神农本草经》约莫成于东汉以前，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内里纪录了人食用大麻后泛起的致幻效果——“多食，令人见鬼狂走。

久服，通神明，轻身”，那么大麻是中国最早的毒品？笔者认为不是，理由有二：第一，大麻在古代是一种药物，“多食”“久服”只是过量、恒久食用这种药物后泛起的副作用；第二，大麻在古代没有被执法克制。在历史上，大麻经常是医用镇痛剂的一种身分。

大麻第一次被执法管制可能是在民国时期。1946年8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的《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划定：“本条例称烟者，指鸦片、罂粟种子及麻烟或其配合之抵瘾丸药。

称毒者，指吗啡、高根、海洛因及其化合物或配合而成之各色毒品。”这里的麻烟即指大麻烟，是大麻在中国成为毒品的开始。蒙汗药“蒙汗药”在我国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现在认为蒙汗药是真实存在的。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纪录：“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箧而趋。”曼陀罗花中的主要有效身分是东莨菪碱，其麻醉效果显著，人在用药后短时间内即可入睡。明代梅元实《药性会元》纪录：“曼陀罗与川乌、草乌合末，即蒙汗药。

”乌头（川乌、草乌的统称）含乌头碱、次乌头碱等，具有显着镇痛和局部麻醉作用。现在，许多麻醉药、安息药都是国家管制药品，那么与之药效相似的蒙汗药是毒品吗？由于东莨菪碱、乌头碱等都不具成瘾性，因此蒙汗药不是毒品。

曼陀罗花底也伽有人认为底也伽是中国最早的毒品，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底也伽，又称“底野迦”（唐代）、“的里亚加”（明代）、“德里鸦噶”（清代）等，是拉丁语theriaca在差别历史时期的音译。《旧唐书》纪录：“乾封二年，拂菻王遣使献底也伽。”唐高宗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通常被认为是含鸦片身分的合方进入中国的开始。

据考证，底也伽是一种由多种物质制成的丸药，身分庞大且不牢固，有时身分多达数百种。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成书的《新修本草》纪录：“底野迦，味辛、苦，无毒。

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累。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玄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

”可见，底也伽是一种“亦甚珍贵”（很是珍贵）的、能“主百病”（治百病）的药物，它没有被其时的执法克制过，因此不是毒品。烟草烟草原产于美洲，明末传入中国后迅速伸张。崇祯十二年（1639年）和十七年（1644年），崇祯天子先后谕令克制栽种、吸食烟草，“犯者论死”，此时烟草被执法严格管制。崇祯天子禁烟，除了种植烟草与粮食争地这一社会危害性因素之外，可能主要是出于最高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需要。

据明末杨士聪《玉堂荟记》纪录：“相传上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可见，崇祯天子是因为吃烟与吃“燕”（北京）谐音，所以厌恶烟草，于是下令禁烟。清初皇太极曾克制“众人”（一般黎民）吸烟，但不克制“诸贝勒”（宗室）吸烟。

顺治以后，清政府仅将种植、贩运和吸食烟草视为恶习，有害农事，但并未接纳执法手段克制。因此，烟草仅仅是在明末崇祯后期很是短暂地饰演过毒品的角色，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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